潘天寿 鹰石山花图 182.3x141.8cm.

　　潘天寿曾经说过：“中西绘画,要拉开距离；个人风格，要有独创性。时代思潮可以有世界性，但表现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，形式风格还是越多样越好。”

　　文革前的十年是潘天寿创作的全盛期，在这相对平静的十年中，潘天寿在旧传统和新时代之间找到了可贵的连接点，创作出一批苍古高华、沉雄阔大的国画巨作。此幅《鹰石山花图》是潘天寿60年代的博物馆级创作，更是新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里程碑。正如吴冠中所说：“潘天寿的绘画是建筑，他的营造法则是构建大厦的法则，他的大幅作品是真正的巨构，中国国画家中，真能驾驭大幅者，潘天寿是第一人。”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具体讲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，潘天寿进入了个人艺术创作全盛期，其作品气象愈加雄奇。事实上，由于“文革”之故，潘天寿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，直至其逝年，艺术创作一直被搁置。所以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，可以说是潘天寿整个艺术生涯最为辉煌的时期。这一时期，潘天寿在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两个方面，都有重量级的成果问世。在理论方面，成篇于1960年的《听天阁画谈随笔》，可视为潘天寿数十年艺术理论研究的总结。在具体的艺术实践方面，其重要的艺术创作更是数不胜数。按照黄专和严善錞的统计，在这一时期潘天寿共创作了近800幅作品。山水画《灵岩涧一角》、《记写百丈岩古松》、《长松流水》、《小龙湫一截》、《雨后千山铁铸成》、《雁荡写生卷》、《晴峦积翠》、《暮色苍茫看劲松》等等均创作于这一时期。

　　新国画运动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，特别是1954年以后，文艺界开始调整在创作中对待传统的虚无主义倾向，在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客观环境中，潘天寿进入到了艺术创作的高峰阶段。他的创造力在这个阶段得到了彻底的释放，实现了作为艺术家的抱负。在前几年思考的基础上，以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后期创作的一批山水画、花鸟画作品为核心，潘天寿找到了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。这批画的选景符合了自然的视觉习惯，设色明艳，以线造型为主，用笔刚直明确。表现了现实生活中欣欣向荣的一面。没有了古代文人画的荒疏野逸而保存了雅致，带有现代的积极乐观，同时又多了一份沉静。表现题材更是不拘一格，任何生活中目之所及都可入画。作品所体现的意境也不再是旧文人画家追求“出世”，而是关注自我的精神世界。创作于六十年代的《鹰石山花图》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。

　　与《雁荡山花图》、《灵岩涧一角》等名件一样，《鹰石山花图》以潘天寿独创的山水与花鸟相结合的创作图式经营位置。所写内容，则由其花鸟画中经典的鹰石、山花、野草等元素构成。逾23平尺的巨大画幅所外露的气息，亦与传统花鸟画或柔媚或清雅的气质迥异，而是突破了小花小草生长在庭院或供于案头的单纯状态，弱化了人工雕琢的成分，更有意识地描绘了它们所处的自然环境，表现了处于纯天然状态的野花野草，增强了生活气息。所谓“荒山乱石间，几枝乱草，数朵闲花，即是吾辈无上粉本”即为此意。

　　在《鹰石山花图》中，潘天寿明显弱化了浓淡墨色的对比，落墨最多的地方为交错于巨石之外的墨叶。仔细观察，每一片叶子的墨色变化不大，而是尽可能统一起来，即便有些许墨色的变化，也并不是为了体现由浓到淡的空间变化，只显示了块面的层次区别。同时，画家并未着眼于景物间的过渡，而是于野花野草后面直接布置以单纯线条结构出的大块岩石，并以淡赭渲染，强调的是一块实在的岩石，而非可作虚化处理的空白，更拉近了视觉上的距离。这种以线为骨架，平涂色彩的方式，是在有意识地加强“实”与“虚”的对比，亦即传统画论中所谓“计白当黑”的延展。最后则是大量边角的图式运用，正方形的巨石从右侧伸入画面，只留下了左侧和上面的狭长空白，作为主题之一的鹰立于巨石顶端边角处，一枝野菊于右下伸出，题款、印章则整齐的列于画面的左下角。类似边角元素的运用，在潘天寿成熟时期的花鸟画中极为常见，观者在欣赏作品时，目光在画面上游移，而不是顺着主体，由一点深入去看，或是只把注意力集中于主体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《鹰石山花图》以潘氏经典的满幅构图的框架结构布局，以大的框架撑满画面，在平面中进行画面空白的分割摆布，并着意弱化了传统中国画一直强调的墨色对比。尽管局部运用了很多边角的处理，但从整体看，画面的势加上题款、印章的位置的安排，都呈“井”或“口”字的状态，这要比传统构图的“S”形、“之”字形更具平面效果。追求画面结构的平面性，亦是潘天寿花鸟画构图的最大特点之一。